刘勰创作风格

A. 刘勰的主要作品

作品介绍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核心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从《明》到《书记》的20篇。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学史观《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批评论
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B.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风格”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风格类似于气质，就是给人的一种感觉，比如某些作品给人一样的感觉，或是同一系列的，那这些作品就有了一个特定的特征。

复杂点就是：
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显示出的格调和气派。因为作品是作家或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由于他们个人出身、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思想感情的不同。又因为创作时主题形成的特殊性和表现方法的习惯性,因而不同的作品便形成不同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往往表现出时代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属性。罗马作家特伦斯和西塞罗的著作中，该词演化为书体、文体之意，表示以文字表达思想的某种特定方式。英语、法语的 style和德语的stil皆由此而来。汉语的风格一词在晋人的著作里就已出现(见葛洪《抱朴子》等)，指人的风度品格。在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移指文章的风范格局。至迟在唐代的绘画史论著作中，风格就被用作绘画艺术的品评用语。近现代以来，人们广泛地在美学、文学、艺术、文艺评论等领域使用该词。
风格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或创作个性，它是通过艺术品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更为内在和深刻、从而更为本质地反映出时代、民族或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的外部印记。风格的形成是时代、民族或艺术家在艺术上超越了幼稚阶段，摆脱了各种模式化的束缚，从而趋向或达到了成熟的标志。 [编辑本段]风格的本质风格的本质意义还在于，它既是艺术家对审美客体的独特而鲜明的表现的结果，也是艺术欣赏者对艺术品进行正确的欣赏、体会、品味的结果，因而它在某种更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本质特征之一──现实世界与审美客体的无限丰富性与多样性。
风格是由艺术品的独特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与由作品的题材、体裁以及社会、时代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客观特征相统一而形成的。风格的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在主观上，艺术家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艺术素养、情感倾向、个性特征、审美理想的不同，必然会在艺术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显著特征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就是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和具体表现。法国作家G.-L.L.de布丰有一句名言:“风格即其人”，黑格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也是讲造成不同艺术风格的主观条件。
在客观上，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必然要受到其所隶属的时代、社会、民族、阶级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艺术品所具体表现的客观对象，所选择的题材及所从属的体裁、艺术门类，对于风格的形成也具有内在的制约作用。这就是形成风格的客观条件。脱离个人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以及不顾题材、体裁等方面的特点而主观任意地追求某种风格，就必然导致矫揉造作，虚假肤浅。
具体来说，风格体现在艺术作品的诸要素中。它既表现为艺术家对题材选择的一贯性和独特性、对主题思想的挖掘、理解的深刻程度与独特性，也表现为对创作手法的运用、塑造形像的方式、对艺术语言的驾驭等的独创性。真正具有独创风格的艺术品能够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从而成功地实现艺术家个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等与欣赏者的交流。
艺术风格具有多样化与同一性的特征。现实世界本身无限丰富的多样性，艺术家各不相同的创作个性，以及艺术欣赏者审美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即使是同一艺术家的作品，也并不排除具有多样风格的可能性。正是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同一艺术家的多样风格由于其创作个性的制约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风格特征；不同艺术家之间的风格区别也不能不受到他们所共同生活的某一时代、民族、阶级的审美需要和艺术发展的制约，从而显示出风格的一致性。风格的多样化与一致性相互联系、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在进行艺术评论时应注意区别。在造型艺术中，风格的多样化与同一性往往有著十分鲜明的表现。如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杰出创作，米开朗琪罗的雄强、达·芬奇的深沉、拉斐尔的优雅各不相同；而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则又分别是各自时代的典型风格；又如汉魏六朝之画“迹简而意澹”，初盛唐之画“雄浑壮丽”，均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风格。 当然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这是由于人们在一段时期内有着比较接近的审美趋向形成的。比如汉代大多崇尚简洁浑厚的艺术风格，18世纪的法国流行装饰味极强的洛可可风格等
在审美上，风格可以大致划分为各种类型。在艺术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同一类型的风格往往会形成一种艺术流派；各种艺术流派的发展、演变不仅构成了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也反映了各时代社会思潮和审美理想的变化。
对于风格的研究还形成了风格学这一专门学科。 [编辑本段]风格-影响上述影响风格形成的诸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要是从创作内容方面着眼的。但风格并不仅仅在于内容，而是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不仅一些形式方面的因素如体裁、语言等，而且艺术方法、写作技巧等都会对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覈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就说明了不同体裁对于风格有不同的要求。而不同的语言特点，则既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又是风格的重要外在表现。语言风格是创作风格的重要方面。至于采用不同的艺术方法，对于创作风格的影响更为明显，浪漫主义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通常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编辑本段]风格-分类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创作风格上的千差万别。刘勰曾把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类，遍照金刚分为六类，司空图分为二十四类，无论哪种分法，都是不能穷尽的。从理论上说，风格的差异应该是无限的。
独特的诸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形式因素等，只有通过作家的艺术实践，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统一在一个稳定的风格整体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有了这个比较稳定的风格特点，作家才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面貌，从而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
作家独特风格的形成，固然有所师法，有所承传，但更重要的是独创。风格上的独创性，就是要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通过辛勤的探索，积累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特点。
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动性，是研究风格问题的一对重要范畴。风格的稳定性，或相对稳定性，是指一个作家的主要风格特点一旦形成，就常常贯穿在这个作家创作的许多阶段和诸多方面。风格的稳定性多半和作家的性格、秉赋、气质等关系较大。此外，民族风格、民族传统，特别是民族性格、民族形式、民族语言这些因素的制约，也常常是形成风格稳定性的重要方面。风格的变动性主要是指风格的发展。作家创作风格的成熟，往往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使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创的风格，它也不是僵化的，而是随反映对象的不同，写作时具体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境的不同，还会有所发展变化，显出阶段性来。
风格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研究风格问题的另一对重要范畴。就同一作家而言，风格的一致性也主要来源于作者的人格、个性、气质等因素，它又常常与风格的稳定性相联系；风格的多样性则主要来源于描写对象的差异，也与作者通过创作活动而物化在对象上的主观情感的不同侧重面有关。所谓一致，是多样性的一致，是异中之同；所谓多样，则是一致中的多样，是同中之异。如杜甫的基本风格是沉郁顿挫，这个风格特点差不多贯穿了他一生几个主要创作时期的始终，表现为稳定性和一致性；但从诗人创作所涉及的广阔范围和不同的主观色彩来看，它又表现出变动性和多样性。王安石说:“至于杜甫，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统帅者；有奋迅驰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娴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就指出了同一作家风格的多样性。
在文学史上，人们常常把风格相近的作家，放在一起称为流派（见文学流派）。比流派风格范围更大的是时代风格（或称历史风格）和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使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其他时代相区别。民族风格是每个民族在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文学相区别的独特点。从一个民族的范围来说，民族风格更多表现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当然也有发展，只是较缓慢）；而时代风格则表现了这种民族风格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更多地表现为变动性的一面。然而，无论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还是流派风格，归根结底都要由这个民族、时代或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个人风格来体现。所以，对个人风格的研究是风格理论的核心。

C. 刘勰的写作风格

第一，他分析了形成创作个性的先于因素和后天因素，深刻地论证了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内。容
第二，他注意到题材和体裁对风格的制约作用，从而敏锐地接触到风格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辩证关系。
第三，他注意到风格的承传性和时代性，并且提出“参伍因革”的“通变”论，深入探讨形成优良风格的途径。

看看 有没有用

D. 什么是诗歌风格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秦汉

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南北朝

杂体诗

通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实际上可以归为杂体诗类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等。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乐府诗

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代表作家：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

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E. 刘勰认为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做到有风有骨

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内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容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F. 刘勰和钟嵘的诗歌主张的异同有哪些

在《风骨》篇中刘勰则对风格提出了一项最基本的要求：“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回。”答
即要求文学作品的风格做到“蔚彼风力，严此骨鲠”，表现出“文明以健”、“符采克炳”的特征；并对这一风格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质上强调的是“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风骨”（“风力”）树立这样的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钟嵘的风力论，为后人反对无病呻吟的柔弱诗风所标举，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
陈子昂的“风骨”说意在提倡力的美，刚健的美，以呼唤具有盛气壮采的文学，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陈子昂倡导的诗学理想，由于得到他的创作实践的体认，益发产生了深广影响。有唐一代，崇尚风骨美，一直是诗学的主导倾向。
所以上面已经很明确的诠释了他们各自对自己的风骨的定性。可以看出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主张不管写诗还是文章，不要只求文采华丽，重要的是要注重文章的思想，要有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再润之以彩。供参考。

G. 请简要回答钟嵘和刘勰诗学思想的异同

在《风骨》篇中刘勰则对风格提出了一项最基本的要求：“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专 即要求文学属作品的风格做到“蔚彼风力，严此骨鲠”，表现出“文明以健”、“符采克炳”的特征；并对这一风格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质上强调的是“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风骨”（“风力”）树立这样的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
钟嵘的风力论，为后人反对无病呻吟的柔弱诗风所标举，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陈子昂的“风骨”说意在提倡力的美，刚健的美，以呼唤具有盛气壮采的文学，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陈子昂倡导的诗学理想，由于得到他的创作实践的体认，益发产生了深广影响。
有唐一代，崇尚风骨美，一直是诗学的主导倾向。所以上面已经很明确的诠释了他们各自对自己的风骨的定性。
可以看出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主张不管写诗还是文章，不要只求文采华丽，重要的是要注重文章的思想，要有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再润之以彩。
供参考。

H. 刘勰与《文心雕龙》的创作贡献是什么

刘勰（466—520）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据《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还参加整理佛经的工作，梁以后做过记室、参军等小官，担任过东宫通事舍人的职务，深得太子肖统的器重。晚年到定林寺削发为僧，更名慧地，不久去世。身后留有一部传世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是刘勰30多岁时的作品。全书50篇，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总纲。旨在阐明文学的起源和言必征圣、文必宗经的道理，表明指导全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从而解决道与文的统一问题。第二部分从《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为文体论。刘勰认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于是按“文”、“笔”两类分别对33种文体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从而弄清楚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指明其特征、功用，并通过评析典型作品，提出每种文体的写作要求。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物色》20篇为创作论，讨论创作过程中构思、作家个性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基本文学理论问题，也讨论了创作中有关谋篇布局、结构层次以及语言、文字、音律、遗词、造句、修辞方法等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问题。第四部分《才略》、《知音》、《程器》3篇，为文学批评论。他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偏颇，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标准，对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态度等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详细介绍本书的内容、体例、结构、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以圣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为准绳，以匡正当时文坛“辞文爱奇，言贵浮诡”的形式主义文风。

刘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口号是：“言必征圣，文必宗经。”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客观标准应该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所说的“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方面，“文”由“道”派生而出，分“形文、声文、情文”3种，“形文、声文”，是自然运行之文，“情文”是社会运行之文。“道”只有圣人能洞察、把握。因此，圣人之文是“道”的体现，这样的文章能“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幻纪，洞性灵之奥区”，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六经则具有“衔华而佩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刘勰称为“六义”，体现了文质统一，真善美的楷模，故文必宗经。纬书是“文丽”的产物，是宗经必须的辅佐。屈原的《离骚》“依经立义”，“自铸伟词”，是“金相玉质”的优秀之作。

刘勰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书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感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外物也随着人的情感而变化，人的情感也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唯物的观点。

刘勰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其历史的原因，都是那个时代政治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刘勰考察了上古至刘宋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指出了它们的时代风格和主要倾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

刘勰还十分注重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提出“文附质”、“质待文”的看法。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有助于表现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关系。他肯定“为情而造文”，批判“为文而造情”。

刘勰重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思维活动。在《文心雕龙》中单列《神思》篇专论：“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指构思活动不受时空限制，构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万涂竞萌”。“思理之致”就是艺术构思成熟形成的“意象”。解决“意”与“言”的矛盾，主要是提高作家的文学修养，掌握写作技巧。

刘勰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指导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都是错误的，妨碍公允中肯的批评开展。他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批评家还应联系作家的时代、身世、际遇、情思、才能、人格来衡量作品的价值。批评家还必须见多识广，善于比较鉴别。掌握客观标准：“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只有这样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总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书，尽管有失偏颇，亦不失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雄视百代继往开来的巨著。

I. 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
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J. 试述刘勰《文心雕龙》中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

3 剖情析采---创作论与批评论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分析文章。
文学创作对于刘勰来说是一个以文体道的过程，亦即自然知道的具体化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是由物到情的内在化阶段，第二是由情到辞的外在化阶段。这两个阶段正是由文学创作中的“物—情—辞”三个核心概念构成。
A 论创作构思和艺术想象
神思：刘勰关于创作构思和艺术想象的理论观点。《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亦为创作论之总纲。刘勰认为，创作构思的过程是一个从物到情到辞令的过程，此过程的总体特征是“物与神游”。作家之“神”既与外物共游，又与辞令交融；既能思接千载，又能视通万里。而创作构思的难处则在于处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刘勰提出三点：一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二是以博见夔贫，以贯一拯乱；三是积学储宝，酌理富才，研阅穷照，驯致怿辞；还要知道言语的局限性，做到“笔固知止”

B 创作过程中的“物—情—辞”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感物而动情，情动而辞发。
一方面，文学创作的成败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优劣也取决于作家的写作技巧及艺术方法，取决于作家能否做到言意相称、情采相兼。
《文心雕龙》从《声律》到《练字》共七篇专门讨论创作技巧。

C 刘勰讨论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
体性：刘勰关于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之关系的论述，其《文心雕龙》有《体性》专篇。体，指文章的体貌，即作品的风格；性，即性情，指作家的个性。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由作家的个性决定的，且文如其面，表里必符。这里所讲的作家个性，包括先天的才能、气质和后天的学力工夫、洗染兴趣。刘勰的“体性”说对后代文学风格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如《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
最高要求：有风骨。要“风清骨峻”。风清，偏向于作家创作个性和人格风貌，而骨峻则是作家的个性、人格在作品中所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的力量或魅力。总起来说，风骨是指在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高度统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作品的美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