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汉地寺院的布局特点

早期汉地平地佛寺的典型布局，应兼具如下要素：寺院以阁楼式塔为中心，内供佛像或舍利；整体布局采用九宫十字中央轴线对称；塔四周由堂、阁、廊等围成方形庭院，僧房与佛堂形成相互抱合的格局；塔周围多平坦场地，为僧侣绕塔拜佛诵经之所；此类佛寺形制宏大，多为官方所建。如前述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以及皇家敕建浮屠祠、《洛阳伽蓝记》所载永宁寺、徐州浮屠祠等诸多寺院，推测多采用此类布局制式。从近代考古发掘的汉末至南朝的佛教寺院遗址来看，部分印证如上的推测(此为理想模型，实际建设中定会有相应的出入，早期佛教寺院的构建要素及主导思想大致如此)。如上图四座寺院的平面图，左为北魏著名的佛塔永宁寺遗址的发掘平面图，中间为北魏洛阳思远寺遗址的发掘平面图。佛教传人东汉末至南朝期间将近500年，暂无实例可供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平地佛教寺院做了一系列的挖掘保护工作，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魏思远寺等一批重点寺院遗址相继发掘。此二寺属于佛教人华早期阶段中心塔式布局的典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最大佛寺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现永宁寺遗址已经初步发掘，与文献记载十分吻合。寺院遗址中央为九层佛塔的基座遗迹，遗址庭院西方有夯土楼基，构图对称，可能原寺院四方都曾有过门楼。《魏书·释老志》记载洛阳白马寺建成后“遂为四方式”，可见当时中心塔式布局的形制十分普遍。根据对北魏上述佛寺发掘情况，逆向推测我国首座佛寺白马寺的布局形式，应以一座大型楼阁式塔为中心，四周廊庑门殿环绕，形成中央轴线对称的佛寺。此外，相比营建初期的白马寺，北魏时期寺院布局应更为丰富：寺内不再独竖佛塔，塔后已出现殿堂类建筑。这与当时佛教修行方式的改进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信徒不仅仅以绕塔顶礼为主要修行方式，而是更多的参与到禅修诵经的活动中。可以传法、讲经的佛殿，逐渐开始在寺院建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当前汉地持有早期佛寺布局的寺院基本已毁灭殆尽，但汉中著名的法门寺历经后代修葺仍保持原格局，显得弥足珍贵。法门寺号称“关中塔庙始祖”，寺内宝塔以藏有释尊真身舍利闻名于世。唐朝法琳所著《破邪论》对法门寺佛真身舍利做了记载：“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减后一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臧、临淄等皆塔焉。”此处“扶风”即为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据法门寺唐地宫出土《大唐成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元魏二年(公元555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此为有准确纪年的可考史料，法门寺建寺之时定早于此，故应属于汉地早期典型的平地佛寺布局类别。根据上文分析，元魏二年之时法门寺布局推测为以供养释尊真身舍利的佛塔为中心，周围僧房环绕而成中轴对称的中央塔式寺院。后历经北周武帝法难，法门寺遭严重损坏，据记载“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直至隋代，隋文帝大兴佛教，并效法阿育王广造舍利塔，法门寺得以复建。唐代为法门寺最繁荣之际。继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敕赐名为“法门寺”之后，法门寺以“佛真身舍利”而闻名于世，唐代多位皇帝每隔三十载赴法门寺迎请佛舍利，影响甚众。唐时密宗繁盛，法门寺成为唐王朝皇家御用道场，寺院规模也日趋宏伟，最终形成以佛祖真身舍利宝塔为中心，北、东、西三向连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制的宏大建筑群。明弘治初年《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云：“大乘殿前有御香亭。最前有舍利塔，高叠七层，楞隅八方……见之者莫不景仰。雄峙千古，镇压关中……殿北侧东西，唐制二十四院、钟鼓楼、扩法幢、九子母殿并皆完俱。”明代的此段记载形象描绘出重修法门寺时寺院建筑的宏大场景。后来，法门寺历经多次重修，主要以宝塔和大殿为主，而周围配套院落逐渐毁坏，寺院规模逐渐缩小。如图11中所列法门寺为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掘时的测绘平面图，寺院坐北向南，为典型四合院式。中央矗立释迦佛舍利真身宝塔，南北轴绫上尚存两组建筑——大雄殿与铜佛殿，东西向有钟、鼓楼各一座。近代的法门寺规模甚小，已无法再现唐时宏伟格局，但寺院整体仍清晰的显现出早期营建时中央塔式十字轴绝的格局。同样，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也保留了一批具早期寺院布局风格的佛寺。日本“飞鸟寺式”寺院建筑为其中之典型代表。如图1l“飞鸟寺式”——大阪四天王寺，创建于推古天皇元年(公元593年，相当于我国隋朝)，从整体平面可见，佛塔位于整个佛寺的中心点；寺院布局十字轴绕关系明朗；佛塔之后建有金堂；佛塔及金堂处于回廊围合成的庭院内。四天王寺是日本最早的佛寺之一，据传系仿洛阳白马寺而建。四天王寺虽然历经后世再建，但仍基本保持公元5世纪初建时的规模形制。四天王寺的布局从侧面实证我国汉代早期佛寺亦为此类中心塔式布局。

⑵ 寺院的建筑特色

寺庙建筑中的特色----铜建筑
在中国寺庙建筑群中，从古至今有着很多铜建筑。追溯历史就会发现：
太和宫在云南昆明市郊鸣凤山上铜瓦寺内，为在铜瓦殿迁走后于康熙十年（1671年）在原址上补建。殿呈方形，殿内有神像、匾额、梁柱、墙隔等，这些均为铜铸。显通寺铜殿 在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内，殿内供一尊铜铸大佛和万尊小佛。此殿为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铜建筑。殿前有一对铜塔，属覆钵、亭阁、楼阁等三种形式相结合的塔。武当山铜殿 坐落在湖北武当山主峰天柱峰顶端，为明永乐四十四年（1446年）建。金殿为铜铸鎏金，仿木构建筑。鸡足山铜殿 此殿原在云南昆明市郊鸣凤山铜瓦寺内，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移建到宾川鸡足山上。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西坡，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仿木结构，通体呈蟹青色，坐落在汉白玉须弥座上。泰山铜亭 在山东泰山岱庙后院东侧，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于泰山顶碧霞祠，亭体为铜铸件，仿木结构。峨眉华严铜塔 位于四川峨眉山麓报国寺内，是一座覆钵式与楼阁式相结合的塔，建于明万历年间，塔身满布浮雕，佛像、人物、狮、象等均突出于壁面，雕饰之富丽，在大型金属建筑中首屈一指。
更是涌现出大量的颇具特色的寺庙铜建筑：朱炳仁一人独创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
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是朱炳仁大师在铜建筑领域的代表之作，因而被誉为“中国铜雕建筑之父”。朱炳仁大师以铜金属作为语言，悉心演绎中国当代十大铜建筑，雄奇瑰丽，意韵非凡。
十大铜建筑融汇建筑与文化、传统与未来、科技与艺术、中国与世界，尤其注重建筑气质与城市气质的浑然一体，实现对城市本土精神的完美解答与承接，为城市留鉴。同时更使“朱府铜艺”成为中国建筑装饰领域的一枚奇葩。

⑶ 寺院庙宇设计样式有什么特点

寺庙庙宇设计样式根据年代不同，【作者~老夏】温馨提醒，其设计风格也不同，作为目前寺庙设计的风格一般有明清风格样式，汉唐样式，也有宋代风格样式，主要根据地域文化特点适当选择即可。

⑷ 什么是寺院风格

当然有。首先决定性的就是它的性质，即为庙、庵还是道观，或是密宗小乘佛教的寺庙；其次受当地建筑风格的影响，比如安徽境内的寺庙就有很明显的徽派建筑的特点；还有受实地地理特点的影响，古都里的皇家寺庙和名山上的道场肯定是不一样；还有历史的影响，这个就有好多方面了，比如有些古寺，历代扩建，所以格局上有很明显的扩建的特点，像杭州灵隐寺；又比如福建沿海曾经是拜火教(弥勒教）传播的集中区域，很多现在的佛寺都曾经是拜火教的道场，所以寺庙风格都有很明显的拜火教风格。当然，影响因素是非常多的，我就想到这些，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比丘各位师兄弟指正

⑸ 中国寺庙和西方教堂在建筑风格上的异同

中国寺庙和西方教堂建筑特点上的区别

在中国和欧洲旅行，那些极富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宗教建筑都是游客的必选之地。有意思的是，欧洲教堂常耸立于闹市中心，几乎随处即可望见，而中国的寺庙则喜欢隐居于风景秀美的山川，“名山”与“大刹”往往相得益彰，五台、普陀、九华与峨嵋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欧洲教堂建筑细节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参观欧洲的教堂，最令人赞叹、无法忘怀的就是它们的建筑之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等著名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们气度恢弘，身姿伟岸，是欧洲各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缩影，是各国兴衰变迁的见证。
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踏进教堂，仿佛一步跨入了幽深浩渺的苍穹，硕大的圆柱支撑着巨大的拱型穹顶，拓展出一个仙境般辽阔而高远的空间。当你站在高达50米大厅中央环顾一圈，你会发现，在高大墙柱之间几乎看不到墙壁而只有同样高大的窗子。在总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的窗户上，全部镶着彩绘玻璃，在阳光的映射下异彩纷呈，人犹如走进了一个巨型的万花筒。彩色玻璃上描绘的全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及场景，每一幅画面都是那么生动传神，仿佛随时会跳出画面向你走来，给人恍入天堂圣境之感。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深山藏古寺”体现中国天人合一宇宙观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主动将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自我肯定：寺既藏于深山，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这就是中国的寺庙常选址于名山幽林之故。
时间绵延流动的绘画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
中国佛寺不论规模地点，其建筑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来组织空间，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沿着这条中轴线，前后建筑起承转合，宛若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寺庙的建筑之美就响应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萧默认为，欧洲教堂建筑是属于雕刻式的。它的出发点是面，具有强烈的体积感，它借助于墙和屋顶，造成一个自足的空间，以不凡的形象傲视自然。雕塑呈现出一种时间的静止状态，在这种静谧之中，神的力量愈发穿透时空。
而中国寺庙建筑则是绘画式的。中国画里的殿台亭阁、山川池径，都是用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条来表现的。中国寺庙建筑的出发点也是线，柱、梁、额、椽、拱等，宏观来看都是一种线，这些线条交织网罗，便构成了图画。这里，每一处建筑个体都不是独立自在之物，就像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离开了全画就没有了生命力。所以，大雄宝殿只有在配殿与山林的烘托下，才显得既典雅庄重又富有深幽意境。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
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旨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中世纪教会史》）。因此，国家才会如此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
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基本始终没有占据上风，这在中国寺庙建筑上亦得以体现。“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重视实用理性的孔门儒学对鬼神采取了清醒的态度，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提醒积极的现世关怀。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宗教也莫不从实用出发，佛的因果轮回、道的清静无为都是可以利用的，一旦宗教和皇权产生矛盾，就坚决限制，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四位皇帝就曾经下令灭佛。因此，中国的佛寺竞相博得皇帝的恩宠，无不以获得御赐的匾额为幸。
中国始终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后的自然归宿。所以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净土宗认为只要一心念佛，百年后便可顺利得到佛的接引。禅宗的出现更是表明了信仰与生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不需要一切繁琐的教义仪式，不必出家不必苦修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也就是成佛。
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总之，一个民族特定的心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欧洲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⑹ 中国的寺庙风格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日本寺庙称不上什么唐宋风，很多人借此表达对日本审美的肯定和对清朝建筑的不满。但是，清朝建筑是中国古典建筑的最后形式，取得了一定成绩。唐朝寺院多以木塔石塔为中心，木构成熟以后，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清代由于朝廷尊崇藏传佛教，所以北京官造寺院多有和西藏建筑融合，比如雍和宫，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
日本建筑继承了唐朝的宏观建筑布局，但建筑本身也受到大和民族审美的创新，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变化。相对来说，日本部分古老寺庙的布局类似中国唐代寺院，而中国寺院则在清朝又有了新变化，参考刚修复完毕的香山永安寺，承德避暑山庄周匝外八庙等。

⑺ 寺庙建筑的建筑特色

坛庙建筑是汉族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建筑，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文庙（如孔庙）、武庙（如关帝庙）、泰山岱岳庙、嵩山嵩岳庙、太庙（皇帝祖庙），各地还有祭社（土地）稷（农神）的庙，都充分体现了汉族作为农业民族文化的特点。坛庙建筑的布局与构建原构与宫殿建筑一致，只是建筑体制略有简化，色彩上也不能多用金黄色。
佛寺、道观的建筑原则与平面布局也都同于宫殿建筑，只是规模较小，并且在装饰及室内摆设上带有各自的宗教色彩。寺、观内建有对称的钟楼和鼓楼；佛寺在佛殿之前还建佛塔，供奉佛舍利，汉语称为 “浮屠”。汉族工匠用汉式楼阁建筑的构架技术修成佛塔式样，称为汉式塔，有木塔、石塔、砖塔、铁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