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风格为
Ⅰ 余秀华的诗歌风格
余秀华的诗歌中有许多爱情诗。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体带有残缺的女人，她对爱的缺失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她的爱情诗并不满足于对爱情欲望的诗意呈现，而是极力展现出丰富复杂、个性鲜明的女性主体形象。
她诗中的女性抒情者是一个深怀自卑感揽镜徘徊的“傻子”、“犯病者”（《与一面镜子遇见了》），也是极为清高骄傲、爱自己身体里的锈斑胜过爱“你”的自恋者（《我想要的爱情》）；是在“你”口渴的时候，甘愿以自己青春的鲜血供奉“你”的奉献者（《面对面》），又是决定将“人间情事一丢”重获“清澈的骨骼”的逃离者（《在田野上打柴火》）；是让爱情的冰凉火焰照亮深处伤疤后兀自熄灭的孤独者（《战栗》），又是如果回到过去会“把爱过的人再爱一遍，把疼通过的再疼一遍”的痴情者（《人到中年》）。
她的诗歌充溢着爱的躁动与呼唤、爱的幻灭与实现等复杂的意蕴，爱情与其说是其诗歌的主题，不如说是引发诗人对存在、真理、死亡等形而上问题进行本体追问的核心命题。
Ⅱ 艾青诗选的诗歌风格
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
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
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
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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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特点：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
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和字数、行数的划一，但是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
Ⅲ 应玚的诗歌风格
应瑒的诗歌多为五言诗，其风格以平和为主调，基本上没有欢快、激动、雄壮的词语。比如他的《公宴诗》：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风格。
同样是《公宴诗》，同样是描述铜雀台和宴会的景象，曹植的诗作就体现着一种爽朗欢快的基调，各种意象呈现一种出欣欣向荣、明快活泼的气象。比应瑒的诗就更加生动传神，文风清丽。
Ⅳ 李商隐诗歌的风格是什么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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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什么是诗歌风格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秦汉
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南北朝
杂体诗
通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实际上可以归为杂体诗类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等。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乐府诗
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代表作家：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
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Ⅵ 李璟的简介以及诗歌风格
【简介一】李璟（916-961）字伯玉，初名景通。南唐列祖李升长子，在位十九年（943-961年）卒，葬顺陵，庙号元崇，后人称南唐中主。他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但他诗词写得好，书法也不错。其“小楼吹彻玉笙寒”为千古名句。他死于961年，时年46年。
【简介二：】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人，南唐烈祖李升的长子公元943年嗣位称帝，年号保大，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庙号元宗。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已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筵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李璟即位后，改变父亲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皆因继承人争位而内乱的马楚及闽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李璟只好派人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去帝号，自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他的诗词十分有名气，书法也很不错。其中他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李璟死于961年，时年47岁。他的庙号是元宗，谥号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其诗词被录入《南唐二主词》中。
【诗歌风格：】
摊破浣溪沙（一名山花子）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摊破浣溪沙（一名山花子）
手卷珠帘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春色暮，接天流。
浣溪纱（一作浣纱溪、小庭花）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多病不胜衣
沙上未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回，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望远行
玉砌花光锦绣明，朱扉长日镇长扃。夜寒不去寝难成，炉香烟冷自亭亭。
残月秣陵砧，不传消息但传情。黄金窗下忽然惊，征人归日二毛生。
《浣溪沙》的赏析
【注释】
① 菡萏(hàndàn汉旦):莲花的别称。
② 西风愁起绿波间:西风从绿波之间兴起。因为使花叶凋零,有作者怨西风兴起之意,所以叫“愁起”。
③ 韶(sháo勺)光:美好的时光。韶:美好。
④ 鸡塞:即鸡禄塞。汉朝为北边要塞。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北击匈奴,即出此塞,获胜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
⑤ 吹彻:吹到最后一遍。 寒:笙吹久了因呼吸带入了水分,所以叫做“寒”。也可作玉笙凄凉解。
⑥ 多少:一作“簌簌”。何限:一本作“无限”。
这首词刻画了了一个面对秋景触景生情思念丈夫的妇女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精神空虚,表现了南唐国势日衰的情势。
词的上片对景抒情。
起二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前句是果,后句是因,莲花枯萎,莲香销尽,荷叶凋残,一阵秋风带着愁意在绿波中兴起。 “香销”二字用来表达莲花的枯萎,即把莲花曾有过盛开时的清香四溢的情景描绘出来,又把而今凋残殆尽的惨状写出。“愁”字融情于景,有词中人怨西风将“菡萏香销翠叶残”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论这两句词时曾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王国维用的是屈原《离骚》中:“哀众芳之芜秽”,“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来评论这两句词的,因此词中的“愁”应含有“哀”和“恐”之意。残荷败叶、西风萧瑟，怎能不使人感伤万分呢！接下“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写妇女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已经失去的美好时光，就像香荷翠叶一样香销叶残憔悴了。“不堪看”三字把目不忍睹这凄凉的秋景，以免引起触景而伤感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清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在评论这两句词时说：“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意也。”所言极是。
词的下片写词中人思念丈夫之情。
换头后以事写情。“细雨梦回鸡塞远”，写梦境。在睡梦中到了极远的边塞去寻找戍边的丈夫,醒来时只见细雨蒙蒙,却不见梦中的人儿。极写思念丈夫之情深,失望之甚,“小楼吹彻玉笙寒”写醒来时情景,写思妇独自在小楼上,手捧着玉笙尽情地吹着,直到吹完最后一曲时,玉笙因吹得过久而含润了。将思妇吹笙寄情的一往情深的心境及凄凉景象,形象地描述出来。这两句从塞外到小楼,从梦境到梦醒,虽写闺怨之情,但意境开阔,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而王安石认为这两句词,在后主“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之上。最后两句“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仍以事写情,接前“梦回”写人在床上,“倚阑干”指人从床上起来,走到楼头,独依阑干以消除郁闷,但见夜色朦胧,秋雨蒙蒙,想起戍边远在塞外的丈夫,无限离愁别恨顿时涌向心头,不禁珠泪滚滚不绝。极力抒写悲恨之深。结句语意含蓄,留有余韵。
这首《浣溪沙》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词中“菡萏”两句、“细雨”两句皆是名句,写情细腻,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吴梅《词学通论》称:“此词之佳,在于沉郁。”此论颇是。
Ⅶ 欧阳修 诗歌风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
Ⅷ 如何看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有何特点
（1）、巧在润物无声。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有 许多非常隐蔽，用如未用。读者即使不知典故也不会造成阅读障碍，而一旦知道典故出处，则有会心如悟之妙，对诗句的意蕴的理解敢就更加深刻。如《园中牡丹为雨所败》之二云“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诗从题外起以榴花作衬。虽不知用事，亦觉自然可诵。但若联系孔绍安咏石榴事，则可悟商隐借史事，以古人诗自况，抒发其早岁虽为令狐楚激赏，但终遭际不幸的一种感情。可谓是“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说诗粹语》）。
（2）、巧在腾挪跳跃，纵横驰骋。李商隐善于把本来不相关的故实巧妙地织入一联之中，跨越时空，通过对照显示其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如《马嵬》（其二）的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用笔非常灵活，运用对比，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跳跃。
（3）、巧在推陈出新。义山对典故的运用往往有别出新意的发挥，在艺术上有出奇制胜的效果。如“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南朝》）。“徐妃半面妆”的故事，本来只反映帝妃的不和，缺乏社会意义，作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对腐朽昏聩的封建统治者以辛辣的讽刺，不仅使事灵变，而且思想深刻。义山用典还注意将意、情、事、典融入象中，又以“新语”出之，所谓“熟事新用”（《说诗粹语》）。如《和人题真娘墓》“虎邱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即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熟事”出之，而仅取“逝川”二字，所谓“新语”也，省却了许多文字，而能使语义涂上一层浓重的岁月蹉跎、人生易老的感慨。
（4）、巧在形象逼真，立体可感。如七律《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颔联以虚拟推想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而尾联活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却又问而不答，余味无穷。不仅突出了炀帝纵欲妄行，至死不悟的淫昏性格，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这个亡国之君的揶揄嘲弄，讽刺对象和讽刺者的形象都跃然纸上。
无题为首，寄托比兴
纵观李商隐诗歌，我们会发现，他特别喜用“有”“无”二字进行诗中对比。如“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竞无渺”（《梓州罢吟寄同舍》）“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峰俱有情”（《二月二》），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舆高秋！”（《重有感》）。通过“有”“无”的对比，达到一种无中生有，似有却无的境界，营造出一种“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禅趣。如《无题》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它的妙处在于：一为情人相别设置背景，时在暮春三月，春风绵绵（东风无力）；二在于移情于景，春花凋谢，木叶飘零（百花残），从而使情人相别更加具象化，为两情相别营造、泻染一种悲愁伤感的氛围；三在于暗示与象征此情已如春亡消逝，不可复返，如百花凋残，不可复开。
李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比兴寄托的艺术传统。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咏史》中云：“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对金陵龙盘虎踞的雄奇之势，用一个有力的反问句作了彻底的否定，“三百年来”均为“晓梦”一场，看来“龙盘”是无处可觅的。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能幸免么？诗人似在为古人哀叹，实为今人忧虑。与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比较，可谓异曲同工吧。寄托之深，由此可见。李商隐咏史或假托前代帝王勋贵，以喻指现实中的同类人物。如《富平少侯》，“富平少侯”虽是个假托性的人物，但清代注家徐逢源根据唐敬宗少年继位，好奢喜猎，宴游无度，和汉武帝每自称富平侯家人之事，推断此诗系借讽敬宗，其说颇为人所信。或通过对历史人事别出新意的议论以借端寄慨。
诚如黄世中先生概括云“商隐诗多托物寄情，亦物亦人；借史兴怀，亦古亦今；以仙喻世，亦道亦俗。物之与人，古之与今，道之与俗，或同构对应，或隐喻暗示，或比兴象征，言此意彼，故多含隐之致”。诗人笔下，似无不可寄托之物。举凡枯荷败柳、危楼清池、飞蜂舞蝶、鸣蝉流莺，信手拈来，均成可托之物；前人故事、神话传说、历史陈迹，也往往成为诗人伤时叹事的契机。商隐寄托比兴之诗，选材之广、寄托之深、意旨之隐，每每令后人望尘莫及。黄世中先生论及
李商隐诗歌的隐秀特征时曾说“比兴是李商隐诗旨义含隐的重要手段”。正是李商隐工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意象。王泽龙先生把比兴手法看作是诗歌意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李商隐是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诗人之一。每每由感物而兴会，再到感物而兴思。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触物抒怀，将家国之感、身世之痛，与时光流逝之叹熔为一炉。情景与哲思化而为一，耐人寻思。
前人论及李商隐七绝，曾有“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之说，这种藉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较为概括、抽象的感情内容的写法，是元旦诗的一个特点，也是李商隐对比兴寄托这一传统手法的一种发展。
含蓄温婉，构思缜密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情调幽美，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朦胧。如《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首诗凭借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展开飘渺的遐想，营造了幽深精微的意境。这种意境极有层次感：秋空明净，霜华月光，似水一色的自然景象，是一层意境；霜月之神在争妍斗美的美丽遐想，又是一层意境；诗人向往在幽冷环境中一试身姿的“耐冷”的精神，又是一层意境。这些霜月交辉、“水接天”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意境的重叠交错，诗境遂显得幽约朦胧。
李商隐之所以能把诗歌表现得委婉迂曲，不直不露，在于他常用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透跌、宕出远神等艺术手法。李商隐诗很少纯为情语，也很少纯为景语，从出句到对句，常先情语点之而后景语染之。李商隐诗少直抒胸臆之作，多深情婉曲之篇。咏史、怀古诗虽揭露嘲讽尖锐辛辣、不留余地，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很含蓄蕴藉，委婉不露。他的一些咏物赠别之作，也常能因含蓄和重婉曲而显得情味隽永，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