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 贝娄 的寻找格林先生的风格特点，我要做PPT，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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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索尔贝娄及其作品简介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年6月10日－2005年4月5日），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洪堡的礼物》。

1915年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俄国—犹太血统的移民家庭，在他的父亲被牵连进一个贩卖私酒的纠纷之后，全家都搬到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芝加哥，贝娄的想像力变得丰富起来，而他的思想也开始萌芽。在经历了西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芝加哥的平民生活和被卷入政治纷争的青涩岁月后。他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写作，中途去了一趟墨西哥，希望拜会被流放的俄国共产主义作家托洛斯基(不幸的是托洛斯基在他到达的前一天被杀了.）

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于1944年发表，紧接着《受害者》在1947年横空出世，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奥吉·玛琪历险记》里，他试着去描绘在大萧条期间芝加哥的第一代美国犹太人的流浪生活，这是贝娄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奥吉·玛琪历险记》是贝娄风格的初次亮相，尽管作者自己并不觉得此书文笔足够成熟，并且马上推出一系列在他看来文字老到，更具美感的文字，它们是1956年的《且惜今朝》和1959年的《雨王汉德逊》。后者几乎可以说是他最负盛名的喜剧小说，连同他1964年的作品，《赫索格》，是贝娄自己的事业高峰同时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高峰，令之后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们却并不喜欢贝娄，他们把他视为墨守成规、大男子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精英意识的代名词。而贝娄的反击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里面他嘲弄当时统治着美国社会的嬉皮士作风和浅陋的佛洛伊德世界观。对于现代生活的批判让人们感觉到他逐渐变成了右派，他在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就大行批判之道，人们于是称呼他为一个由激进分子转变了的新保守派。“让我多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工作吧，”贝娄说道，“提及私生活，混乱或者几近疯狂；说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长、孩子，都困惑而迷乱；再看看社会风气、人际交往以及性行为，更是世风日下。个人混乱了，政府也晕头转向了。道德的沦丧和生活的潦倒是我们长久的梦魇，我们困在这骚动的世界里，被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所困扰。”

无可厚非，贝娄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1975年《洪堡的礼物》的发表间，当然了，他写作生涯中的小小说成果也相当惊人。他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曾经误解或忽视他的那些新浪潮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能估计的价值。正如诺贝尔的获奖理由所概述，贝娄是一个“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康拉德说得没错，艺术是试着去发现世界，从现实生活中，也从物质中，去发现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贝娄的存在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这位现代的大师级人物，笔耕不辍，并且延续着小说的魅力。他同司汤达、康拉德、狄更斯、福楼拜、德莱塞这些伟大的文字实践者齐名，不以古怪作噱头、不借时髦为卖点，而以其对人性的刻画见长。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索尔·贝娄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铭是——

『叁』 索尔贝娄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它的特点是自由、风趣，寓庄于谐，既富于同情，又带有嘲讽，喜剧性的嘲笑和严肃的思考相结合，幽默中流露悲怆，诚恳中蕴含超脱。文体既口语化，又高雅精致，能随着人物性格与环境不同而变化。在表现手法上，贝娄既继承了西方古典文学遗产，又融合了希伯来文化的传统，既吸收了现实主义的某些长处，又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善于把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

『肆』 索尔·贝娄的艺术特色

文学史意义
在美国文学史上，贝娄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出来的崭新的文学世界和所塑造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贝娄的文学世界与贝娄自身的犹太身份相关，即他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犹太民族特色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海明威式的“理性”或福克纳式的“意识”所主宰的世界，也不再是人类的信仰永远处于被扼杀的恐惧之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和实实在在的人性构建而成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文学世界主要是一种理性的世界，那么贝娄的文学世界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情感和性灵的世界。
贝娄笔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所还是艺术化的虚构之地，虽然也往往被贝娄塑造成“几近恐慌的失序”之地，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纽约、《洪堡的礼物》中的芝加哥、《院长的十二月》中的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雨王汉德森》中的非洲等，无一不充斥了失序的恐慌和挣扎，甚至沦陷，但总体说来置身于其中的人并非随波逐流。相反，他们渴望道德的提升和善性的存活，即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堕落、荒唐，他们那颗追求善良、完美的心灵还都顽强地活着。这一点在贝娄笔下的犹太世界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出现在这里的人物，无论是父亲、儿子、丈夫、妻子还是朋友、情人，无不都从里到外地体现出这种精神追求。这是必然的，贝娄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自然会影响到他对人物的塑造和事物的判断。
贝娄是一位擅长于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创作养分的作家，但这不意味着他对一些流行题材不予以关注。相反，他会从其所特有的视角出发写出另一番新意来。贝娄开始从事创作的年代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娄的创作从写战争小说起步，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那真不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以及随后发表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贝拉罗萨暗道》等。不过，贝娄笔下的战争显然与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是一场被鼓吹为“能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其实质是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瓜分不均而引起矛盾激化，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则表现为，他们听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迈出国门，投身于战争，并能够在残酷的战争或战后的迷惘中表现出其精神的“顽强”与“优雅”。
贝娄笔下的战争则是另一番景况。这是一场针对犹太民族所展开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约占欧洲二分之一或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贝娄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景，也没有直接诉说战争的残酷，而是把笔墨聚焦在美国政府、国民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漠然态度，和这种态度给自己的犹太同胞所带来的影响。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急于排解郁闷在胸的“块垒”或解决生活中的混乱而努力让自己“走进”战争，其结果是不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更加混乱不堪，而且还把家人及周边的亲戚、邻居也搅得无法安宁，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等。另一种是被迫卷入战争，或更确切地说是侥幸逃离死亡而幸存下来，结果因饱受战争的创伤而导致精神紧张或混乱，成为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赛姆勒和《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夫妇等都是如此。
显然，贝娄观察战争的视角和处理战争的方法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作家不同。他既不去写那些宏大的题材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具体地写有关战争的细节，而是着重描写个体——这些个体又往往都是犹太人——面对战争的态度、感受以及由此而诱发出来的精神顽疾。比如说，他笔下的人物几乎个个神经兮兮、胆小怕事、愚钝笨拙，而且还极容易上当受骗。他们对家人和朋友表面上严厉甚至刻薄，但内心却十分柔软、善良，既颠覆了海明威所推崇的那类顽强与优雅的人物形象，也与福克纳精心描摹的生活在意识里的人物大相径庭。
贝娄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为符合人物的身份、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存环境，尤其是他的人物总是聚焦于犹太人身份，这就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地说，贝娄笔下的人物身上有不少缺点，说话做事总是不得要领，命运也总是跟他们过不去，不是惹恼了家人、亲戚、邻居，就是得罪了老板或同事并因此而丢掉了工作。他们既是反犹主义或周边环境的替罪羊，也是他们自己痴心、固执、愚钝的受害者。但是，他们隐含在内心并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人性力量，却又深深地感染读者，令人动容。
简而言之，贝娄以其创作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这些崭新的人物形象不仅颠覆了读者长久以来所习惯了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而且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增添了具有时代和族裔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贝娄的创作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灵魂写作：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
贝娄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事科学与商业的知识分子们远离爱与美，不太考虑灵魂问题。而作家不同，作家就是一些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他们肩负着世俗之外的更高追求。正如贝娄所说，小说家、作曲家、歌唱家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有灵魂，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贝娄对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所谓理性并不赞同，或者干脆说他并不看好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推崇理性，即理性至上的那类作家的创作。在贝娄看来，作家更应该关注的是“灵魂”而不是理性，应该“让灵魂在美国文学中复位”，与灵魂相关的写作才是更高意义的写作。毫无疑问，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与批判现代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与现代理性相对立的灵魂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事实也是如此，纵观贝娄的创作，无论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是他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无论是他写犹太人的个人成长，还是写犹太人与周边的关系等，他的创作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灵魂”这个轴线来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娄扭转了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较少甚或不关注“灵魂”的创作倾向，为美国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价值维度。
当然，贝娄本人并没有把“灵魂写作”与人道主义精神直接等同起来。但是，从他对作家社会道德功能的强调以及创作实践来看，贝娄所要“复位”的“灵魂写作”内涵，即用爱来替代恨，用自我完善来替代虚无等，指向的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他的创作实践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譬如，他笔下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身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弱点，盲信、愚拙、嫉妒、固执、恐慌等无一不缺，但是透过这些表象，他的人物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又都表现得本能地宽厚善良，不计前嫌或个人得失，有时候还会出乎意料地细腻体贴。这一点在他早期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其第二部小说《受害者》文本中，就描写了一位洋溢着美好人文情愫的人物。为了更好地说明贝娄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以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利文萨尔为例做一点探讨。
利文萨尔有一种“受迫害”的情结，他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穿衣打扮，以避免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们笑话他的鼻子，于是他开始学习拳击；他们笑他穿富有诗意的丝绸衣服，于是他改穿黑色衣服；他们笑他看的书，于是他就把书拿给他们看。他极度不安地做着这一切。”然而他同时又意识到，似乎自己无论怎么做都觉得不对劲，无奈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时刻调整着自己，以便能够最大程度地不招人厌烦。他的这种“受迫害”情结，说到底，从本质上来看与其说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因为利文萨尔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什么，都是出于替别人考虑的结果。譬如利文萨尔的一个朋友阿尔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一次宴会上，他散布反犹言论，侮辱了利文萨尔的好朋友；而利文萨尔无意中又得罪了阿尔比的老板鲁迪格，后来阿尔比被鲁迪格解雇了。本来这件事与利文萨尔没有必然的关系，但阿尔比却坚持认为他的失业是由利文萨尔造成的，于是便赖在利文萨尔的家里混吃混喝。久而久之，利文萨尔本人也开始觉得阿尔比的失业与他有关，就任他胡搅蛮缠。一直到阿尔比把一个妓女带到家中鬼混并打开煤气扬言要自杀时，利文萨尔才忍无可忍地把他赶了出去。
不过，在小说结尾，即利文萨尔与阿尔比再次见面时，贝娄让利文萨尔原谅了阿尔比，此时的阿尔比也变得正派礼貌了。贝娄让小说以这样的方式结尾是具有深意的，既表达了一种宽厚善良的人文情怀，也说明宽厚善良所具有的救赎力量——阿尔比被利文萨尔感化了。
贝娄为了更好地展示利文萨尔的人文情怀，还在小说中穿插了另外一个故事：利文萨尔的侄子生病了，哥哥马科斯在外做工，家中只有他妻子伊利娜和两个孩子。利文萨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去照料嫂子和侄子。尽管他尽心尽力地跑前跑后，侄子最终还是因医治无效死去了。嫂子非常生气，她埋怨利文萨尔行动迟缓，不够尽心尽力，大吵大闹地羞辱了利文萨尔的一片好心和人格。然而，委屈的利文萨尔非但不替自己辩解，反而一如既往地对待哥嫂一家。这一情节设置令人读来分外郁闷，禁不住要替利文萨尔鸣冤叫屈，但贝娄是有意这样设置的：他让灵魂中的善与恶这两种力量进行较量，在较量中善最终包容、感化了恶。对一个作家而言，一切的情节安排都是有意味的，贝娄通过利文萨尔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善的向往和对恶的悲悯。
贝娄不是一位宽容丑恶、宣扬那种廉价温情的作家。相反，他在小说中对人性中的恶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但是，他自始至终都崇拜善，认为善具有救赎的力量，最终也必定会战胜恶，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贝娄在其后期的小说中，如《洪堡的礼物》和《院长的十二月》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这种善恶观，除完成了有关人性的两面性和善战胜恶的故事外，还写出了两面人性的复杂性——由恶向善和由善向恶的双向转化过程。至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更加深入和复杂了。
犹太人物类型：贝娄的犹太性
从贝娄一生总共出版的11部长篇小说来看，其犹太性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犹太人物：
在贝娄的11部长篇小说中，只有《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没有明确的族裔身份，而其余的10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均为犹太人。
二、犹太故事：
贝娄的10部小说均围绕犹太人展开，讲述他们艰难曲折的人生或悲欢离合的故事。
三、犹太场景：
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犹太环境里，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生活习俗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犹太主题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
贝娄的小说，不管是写犹太人或没写犹太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思想、笔下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基本上都与犹太人的善和救赎思想相关，表达了他们追求伦理道德的共同价值取向。
五、小说的叙述策略：
像其他美国犹太作家一样，贝娄在小说中所采用的叙述策略也基本上是犹太的，其典型特征是常采用的意象、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反讽结构。贝娄小说中的主要犹太人物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以及“二战”幸存者。这三种人物出现在贝娄的小说中不是偶然的，而是犹太民族历史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
犹太民族自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焚毁，沦为巴比伦之囚后，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流散之中。他们以客民的身份生活在异国他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晃来晃去”的状态之中。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写“二战”开始后犹太人约瑟夫为了到欧洲参战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等候征召入伍。不料想美国征兵当局反复要他检验血液、填写表格等，几番折腾下来，结果让他在因辞职而获取“自由”的同时又迷失在这种“自由”之中，因而不得不在焦虑的等待中“晃来晃去”。贝娄这样写犹太人约瑟夫，实际上暗喻了现代犹太人在世界各国的尴尬生存状态。
贝娄笔下的“受害者”人物类型是对犹太人民两千多年来艰辛生活的高度概括。西方反犹主义的盛行让犹太人尝尽了苦头，犹太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记载了犹太人蒙受迫害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贝娄描写“受害者”形象是必然的。不过，贝娄在直接描写反犹主义者迫害犹太人的同时——如《受害者》和《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也写到了犹太人的“自我迫害”——如《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为伤心而死》和《贝拉罗萨暗道》等。这种“自我迫害”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可常常又事与愿违，不是把事情搞砸了就是做不成，结果又陷入到自我检讨或责备的漩涡中。贝娄在小说中塑造自己迫害自己的人物，究其原因，这种“自我迫害”在贝娄那里主要表现为人物因受到外界压力或迫害而形成了一种心理倾向。其实，回头看看历史上犹太人的精神轨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因此，贝娄笔下人物所“患上”的这种“自我迫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犹太人因长期以来蒙受迫害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心理倾向或集体无意识。
贝娄笔下的“二战”幸存者形象，最早是出现在1970年出版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不过早在1964年出版的《赫索格》中，贝娄其实就已提出过“幸存者”的问题。他在小说中写道：“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都是幸存者。认识到你是一个幸存者，你会感到震惊；认识到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会潸然泪下。”贝娄在该处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从“二战”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犹太人；二是指所有的人。言外之意，“二战”中犹太人成了人类的“替罪羊”，说不准以后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这要谈的是前一种意思上的“幸存者”。
一般说来，贝娄主要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写犹太“幸存者”的：一个是写“幸存者”遭到美国非犹太人的歧视和羞辱（如《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塞姆勒）；另一个是写“幸存者”受到自己同胞的怠慢或漠视（如《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这两个角度其实也是美国犹太作家处理“幸存者”题材时所共用的角度，如菲利普·罗斯的《疯子伊莱》、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和《哈德逊河上的阴影》等。
所不同的是，贝娄笔下的“幸存者”虽然蒙受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美国反犹主义的敌视或自己同胞的漠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仍然相信并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一点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一个情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赛姆勒遥望着广袤无际的星空，在回想着当今社会城市的堕落和人类灵魂所蒙受痛苦的同时，还憧憬着人类登上月球和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这一看似几近荒诞的情节，表达了贝娄对人文情怀的缅怀与企盼。
贝娄在后期小说《贝拉罗萨暗道》中再次写到“幸存者”时，则多了一些哀婉的情绪，对犹太同胞漠视“幸存者”的现状而感到纠结和愤懑。他在小说中是这样设置故事的：犹太“幸存者”冯斯坦在同胞的帮助下历尽艰辛地从纳粹的囚禁中逃脱了出来；到达美国后，他多次想向帮助过他的犹太同胞——美国娱乐界大亨比利·罗斯当面致谢，结果每次都遭到断然拒绝，直到他因车祸身亡也未能如愿。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冯斯坦的亲戚，他在小说中自诩为一个靠“记忆”为生的美国犹太人，然而他在对待自己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亲戚冯斯坦时，却让自己处于一种“忘记回忆”的状态之中。直到冯斯坦夫妇遇车祸身亡，他才在反省中认识到，正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且又远离战争威胁的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结割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那些曾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犹太移民已“不需要皈依就可以被同化了，已不需要在耶和华和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了。”这番反思看上去好像是小说人物的反思，其实是作者贝娄的反思。与他的前期作品相比，这一反思少了点浪漫向上的情愫，但却增加了批判的分量，从而使其这时期的小说显得更为厚重与深刻。

『伍』 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作品赏析

《奥吉·马奇历险记》主题思想：在荒谬、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探索人类存在的价值并追求自由。
《奥吉·马奇历险记》展现了美国现代人精神与灵魂的斑驳陆离，对美国社会状况和时代风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再现。在荒诞的社会里，所有的一切均与奥吉的愿望大相径庭——作为个体的“人”被忽略，人的欲望被压制，人的生命在贬值。但是奥吉不愿受制于人，拒绝做出改变。因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以逃避来与强大的现实对抗，一次又一次地独自面对这个无意义的世界，荒谬且没有尽头。
奥吉·马奇的自由选择
奥吉有着一套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他反对别的人物或事件掌控他的命运，对生活进行着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追求。自儿时起，奥吉一直在面对想要影响、改变他的顽固人物和难以理喻的荒谬事件，正是这些人物和事件帮助奥吉认识了世界的荒谬和混乱。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想支配他的命运，而他则持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态度。当他周围的人试图把他塑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时，奥吉坚定地对想要塑造、改变他的人说“不”，不断地坚持自我选择，努力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此过程中，他从事过许多职业，但只要发现有被支配或控制的可能，他便立即抽身走开。他宁愿像个流浪汉一样不断地去漂泊、做各种苦工，甚至参与犯罪活动，也不愿屈服于现实的压力，受社会环境的限制和人与事的束缚。奥吉在追求个人自由、漂泊历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精神探索，寻找他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漫游，奥吉与荒谬的生存环境搏斗着，抗拒着压抑自己的外部力量，试图找到一个他可以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同时，他也在执著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真实需求和渴望，寻找自己的位置与归属，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达到他所希冀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吉没有失去“自由”，尽管一路遭遇的重重挫折和失败使他孤独失落、困惑迷茫，但是奥吉对自由的选择、对自我的追寻如此强烈，以至于任何“阻逆”因素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
在到达死亡的终止线之前，人生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只要人的生命没有走到尽头，其本质的积累就不会完成，精神求索的旅程就不会结束，自由选择的过程也就会依然继续下去。奥吉所经历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旅程、竭力对生命本质与意义的追寻，都强调了人类的自由选择。这正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精华：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自由的，人的行动选择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赋予人面对荒诞世界进行选择和行为的权利。所以，人要认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敢于进行自由选择，通过行动创造自我本质。
奥吉·马奇的真实存在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刚一出生时，没有任何本质可言，人的本质是后天通过人的意识自由选择而形成的。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行动的结果。人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可言。所以说人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奥吉的漂泊旅程实际上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他所寻找的是一个证实自己真实存在的过程。虽然这个探索的过程充满困惑和无奈，同时他也被自己内心无限的不安与焦虑所折磨、纠缠，但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灵魂安顿的追寻者，坚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为追寻真实存在而不停地探索。从童年到中年，奥吉一直努力地抗拒外界干扰，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进行着思考。
身处世界的荒谬混乱之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使得奥吉不能停止流浪和四处漂泊，完成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选择以获得本质的过程。此时，他内心充斥着一种对自我身份、对现实和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所以说奥吉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流浪，还不如说是意识上的流浪——他在追寻自己内心的渴望，安顿自己失落的灵魂。只有藉不断的历险和探索来实现真正的自我，他才能确定自己是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人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人对自己的存在是负有责任的。所有这些都在奥吉寻找自我本质的过程中得到反映和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不受外部世界的约束，绝对的真正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奥吉在追寻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对外部世界也在逐渐包容和接纳并与之日趋和谐，他逐步地学会了如何处理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适应外部世界而不是试图逃离它。如何处理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适应外部世界而不是试图逃离它。
《奥吉·马奇历险记》是索尔·贝娄从存在主义出发，对人类外部世界与内心意识之间冲突的洞察，它着墨于自我意识和社会荒诞性，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阐释了自我本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一美国当代小说的重要主题。
贝娄通过分析美国底层小人物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来探索人类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在奥吉对充满偶然性的世界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现实的荒谬使得他不可抗拒地感到疑惑、失落和疏离，但是奥吉仍然不断探索着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对于奥吉而言，他在进行艰难的个体选择，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解决归属的困惑。所以，该小说给人们的启示已由外界转到内心，由物理转到心理，由现象转到哲学。通过奥吉的历险和探索，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某个个体的遭际或民族的命运，而是现代人类的进退维谷的普遍窘境，从而得以在形而上的探究中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对人类的剖析和悲悯，这对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存在危机的现代人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旨是不确定的，贝娄故意不做武断的结论，让其没有肯定的结局，既没有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乐观，也没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吉马奇历险记》又是开放性的，留给读者更多的遐想余地。这种凌乱、不确定正是奥吉马奇真实生活乃至人类生存现实的完美再现， 也是贝娄对当代世界及人的独特理解。也这正是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更接近人和世界的本质，更接近真实。 贝娄风格
《奥吉·马奇历险记》是贝娄的成名代表作。在《奥吉·马奇历险记》的创作中，贝娄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种能够用最通俗、精致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当代社会，清楚地道出自己人生哲理的声音。
1、语言特点：“口语化的街道风格”与“精妙的哲理性分析”相结合语言表达上，《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创立了自己的风格，文体既口语化，又高雅精致，语言机智风趣又富于哲理，使作品能够雅俗共赏。
开篇奥吉·马奇自述伊始，贝娄便借奥吉之口向读者交待：
“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
也就是说，作品有什么说什么，娓娓道来，直言不讳。“先敲门，先让进”，自然流露，不做刻意修饰。市井俚语与辛辣的言辞，真切地反映生活现实。
口语化的表达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如奥吉和西蒙见面的场景。措辞直白，辛辣尖锐，充满讽刺的意味。不过，现在他想知道我所经历的坎坷，可我不想告诉他。我去墨西哥干什么？
“‘我’爱上了一个姑娘。”
“哦，是吗？别的呢？”
‘我’对‘我’的种种失败和教训，只字未提。其中，“去墨西哥干什么”，用的是“stay put”，意思是呆在一个地方；“爱上了一个姑娘”，用的是“girl”一词的俚语形式“bird”；“失败和教训”用的是“busted down”而不是“failure”。不说做了什么事情，而说呆在什么地方，仿佛西蒙早就料到奥吉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西蒙怕奥吉因为他有钱就看不起他，而奥吉想要得到更好的命运，但又不想把自己碰壁的经历告诉西蒙。兄弟俩内心的细微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品中还时时渗透着闪烁哲理之光的警句，发人深省。奥吉认为，人生道路上最危险的就是这些一心想要操纵他个人命运的人。于是，他警告自己：
“当心，啊，你只不过是粒撒在磁场周围的铁屑，全已俯首听命，那为什么还要寻求失去更多的自由呢? 那股巨大的阻力威胁着要戳穿你的肋骨，擦破你的脸，折断你的牙齿，离开。独自努力地爬着、骑着、乘着、跑着、走着，朝着个人的目标，留心世上那些有权有势的可畏人物。”
奥吉把他自己比喻成磁场周围的铁屑，形象地说明个人已经全然俯首听命，失去自我。他不禁要问：为什么还要寻找更多的自由？一个比喻说明了原因。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了抽象玄奥的道理：不要沦陷到失去自我的洪流中，要用尽各种办法，远离这般乐于操纵他人命运的人。这段话用语轻松自然，似乎全然是心中自言自语的摘录，不作任何文学装饰，显得既符合实际，又富哲理，粗俗中又有淡雅的格调，辛辣的措辞中孕育哲人的透彻和深邃。
2、表现手法：“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表现手法上，贝娄既吸收现实主义的某些长处，又运用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人物的内心和现实世界、现状和他的历史或未来。
以小说第一章为例，开篇奥吉回忆母亲，是历史回忆。乔治、劳希奶奶及劳希奶奶教奥吉撒谎，这些都是真实场景的描绘。而奥吉的心里活动，则是从现在的视角去回忆和总结：妈，有一副圆眼镜，那一次，事先经过劳希奶奶调教，我才去诊所撒了一通谎。现在看来，并非定要撒谎不可。
贝娄把场景再现与从现在视角回忆当时情形相结合，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劳希奶奶太上皇的地位，以及奥吉儿时与现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
伦林太太劝说收养奥吉的一段描写，也展示出贝娄高超的表现手法。伦林太太的话语描述，奥吉的心理描写，穿插着从现在时间回忆当时的情形，三者相互交织：
“女人任你挑，就连西亚·芬彻尔那样的姑娘也行。”她提到芬彻尔家，这使我怦然心动，后来，当我对自己完全说实话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毫无希望的。
伦林太太的话，是现实的描写。“她提到”一句是奥吉的心理描写。“后来”一句使用过去将来完成时态。如此，读者了解到事情的将来时间里，奥吉的心理状态。这便是贝娄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
这种“东一拳，西一脚”的写作风格，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无章的，但是正是贝娄似乎信手拈来，自然流露的笔触，心理活动与外在环境的交织，时空的相互转换和交替，让读者全面细致地了解人物，对当代文化做出精妙的分析。
举例，第十章，当奥吉拒绝了伦林夫妇的收养，和乔·戈曼一起偷渡加拿大移民被捕后回到芝加哥之时，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芝加哥张开它那喷着火焰和浓烟的大嘴吞噬着我们。我心里明白，我回来不会有安宁和好日子过，首先是那位波兰女管家，其次是我妈，还有西蒙。”
先是进行景物描写，用抽象化的火焰和浓烟指代工业化的标志工厂和汽车，用具体化的大嘴来指代芝加哥这座城市。接着是奥吉的心里活动。贝娄让我们看到奥吉置身的外在环境，同时看到奥吉的心理活动；看到工业化大背景，同时看到在物质化面前个人惶惶终日的心理状态。贝娄引导读者随奥吉一同思考，使作品更具普适性，深刻地揭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
3、喜剧风格：“自嘲—幽默”
贝娄的喜剧风格主要是通过“自嘲—幽默”的手法来表现的。这种“自嘲—幽默”的背后蕴含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这是一种以喜写忧的手法。在贝娄看来，敢于自嘲的人实际上也是一种清醒的表现。
奥吉自嘲的描写有很多，比如：奥吉苦苦求索，一生都想有个较好的命运，然而却四处碰壁。当别人问他：“你那场追求有意义的命运的战斗进行得怎么样”时，奥吉只好自省自嘲地说：“‘我’只是想做正当的事，而‘我’却碰得头破血流，牙齿掉了，心灵受到创伤，十足是个糟糕透顶的战士。”
又比如奥吉和西蒙见面的场景，对话之前穿插了一段奥吉的心理活动描写：
“我并没有感到自己比西蒙强，一点也不。如果我真的轻松愉快，悠然自得，他也许会羡慕我的。可就我这般光景，还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
奥吉的这般自嘲似乎正是西蒙心中所想：是啊，这般光景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但是奥吉心理想的，并且时时追寻的并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我得有个够好的命运，而这是首要的”。当西蒙神气不可一世地开着汽车在街道上驰骋，奥吉不无讽刺地对自己说：
“在机械王国里称雄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相信我，‘我’并没有为自己，为坚持有一个‘高级的’、独立的命运而自豪，‘我’所能说明的一点就是，尽管‘我’渴望独立自主的命运，然而这并不仅仅为了‘我’自己。啊，何必太认真呢？认真只是为少数人所有，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这样看来，奥吉似乎觉得在物质至上的现实社会中，称雄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奥吉这样说，并不说明他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放弃了追寻更好的命运。他渴望独立自主的命运，而且深知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奥吉是如此坚定，但在别人眼中，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这种情形让奥吉如何自处呢？反观在机械世界里称雄的人，他们真的幸福快乐吗？如果真的如此，人们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西蒙又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一切没有人能说得清，奥吉只能时常“自嘲”，才会得到短暂的心理平衡。这样的“自嘲”，一方面让读者看到人物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贝娄认为追求自我本质的人，注定会在物质社会中面临失败和挫折，聊以自慰的方式也许只能是自嘲。然而，有勇气自嘲的人，也是清醒的，没有被淹没在迷失自我的洪流中。
本文从语言特点、表现手法、喜剧风格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独特的“贝娄风格”。可以清晰地看到贝娄对传统叙事艺术的超越和发展。贝娄对于异化的环境与个人尊严的关系这一主题的探索，对当代人极具启发作用。正如奥吉所领悟的：“人生的轴线必须是直的，这些轴线忽然一下子笔直贯穿‘我’的全身。真理、爱情、和平、慷慨、有益、和谐，‘我’想我只能从低微处、简单处做起。”
奥吉决定从最低微处做起，有自己的地盘，从福利院接来孩子，从南方接回妈妈和弟弟乔治，在一方净土上，实现自己对自由的追求，不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他这个小小的愿望因为战争爆发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他留给现代人的启迪远不止于此。贝娄以他独特的方式不知不觉中将读者带入对生活哲理性的思考。这种对人性和生活的思考超越国度和时代，道明了生活的真谛：从细微处做起，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纯真的自我，实现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生。

『陆』 索尔·贝娄创作特点有哪些

贝娄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他的作品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极力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同时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大体上是一种“反英雄”。所谓“反英雄”，就是不同于过去文艺中的传统英雄，他们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流浪，继续不断地寻找“立足点”，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认定人生的价值在于尊严，而不在于成功。

贝娄的思想充满展示化、协调的倾向，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偏见，又对资本主义缺乏信心，因而对人类的前途感到困惑。这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这样，使贝娄的思想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危机。

贝洛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他擅长于表现人物内心的活动，想象丰富，感染力强。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